临终前，把自己捐出去

这是一场特殊的手术。

开始前，在场的护士医生向患者深深鞠了一躬。

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一名脑死亡患者，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

很快，他的生命支持系统被撤下。约十几分钟后，仪器上的曲线一点点变直，心跳停止。

他的肾脏、肝脏、胰腺、肺脏等器官被取出，并迅速进行冷灌注保存。

几个小时后，这些器官将在另外几个人的体内，开始正常运转。

从医学意义上来说，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属于他的「新生」。

手术前，所有医护人员会对着捐献者说：

「感谢他为拯救他人以及为我们国家的器官移植捐献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可能是大部分器官捐献者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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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如果有器官移植，他们是有可能活下来的。」

「等待」大概是所有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活常态。

有数据显示，国内器官等待者和捐献者之间的比例大约为 30：1 —— 每 1 例成功的器官移植背后，都有 29 个在等待的人。

尿毒症，也就是慢性肾衰竭，目前除了肾移植，并无有效的治愈方法。曾在医院做实习护士的王秀荣见过很多尿毒症患者没有合适的肾源，年纪轻轻就只能躺在病床上无奈等待的样子。

她记得，曾经有个病人，由于体内毒素无法排出，诱发了肝性脑病，精神失常，把输液的留置针头都拔掉了，血飙出来，家里人也不敢靠近。

那时的秀荣还没有想到，多年之后，自己的母亲会做出器官捐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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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是在凌晨三点接到医院电话的：有肾了。

自高三查出尿毒症后，她已经做了七年多的透析，最终决定进行肾移植手术。

第二天一早出发到医院，下午两点多进了手术室，晚上八点半醒来。周扬的身体里，捐赠者的肾脏开始运转。

此时距离她开始「排队」刚刚过去不到两个月。

实际上，在器官移植这件事上，大部分患者的等待换来的是更漫长的等待。

同为尿毒症患者的王晓红至今还没有等到医院的电话。

王晓红 51 岁，自去年 10 月做完腹膜透析手术后，就登记了肾源配型，如今已经过去 9 个月。

有的时候，她会因为一直等不到配型而有些绝望，甚至已经和孩子交代好后事，准备去世后捐献器官，「因为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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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当护士时，曹燕芳看了太多因等不到合适的器官而去世的故事。「如果有器官移植，他们是有可能活下来的。」

正因此，在 2010 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的时候，28 岁的曹燕芳选择了离开护士岗位，进入浙江省红十字会，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从此，她的工作从「救治等待器官的患者」变成了「发现器官的捐献者」。

找寻

「我们的孩子没有爸爸了，

我不想别的孩子也没有爸爸。」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主要工作是发现潜在捐献者，并和家属进行沟通，协调医院和相关部门，以推进器官捐献的顺利完成。

曹燕芳最常面对的是家属的眼泪。

她说，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屋子里的家属总是哭倒一片，曾经有一个家属直接对她说：「我们都已经这么可怜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捐献？」

也有情绪激动一点的家属，会直接说：「你别说了，再说我就揍你了。」

曹燕芳记得，刚开始做协调员的时候要更加艰难，很多人压根儿没有听说过器官捐献，更谈不上理解。

他们需要一个个地敲开医生的门，不断地宣传、沟通，希望医院能向他们提供信息。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还需要去协调法医和交管部门。

深夜的电话和不停的奔波更是家常便饭。曾有一个同事告诉曹燕芳，自己一个暑假跑坏了三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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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努力总归不是一无所获。曹燕芳觉得，「九年过去了，最困难的事情都在改变」。

她曾碰到过一个四五十岁的捐献者，在给捐献者的父母打电话征求意见的时候，对方在电话里没有任何犹豫：「好的，这个事情是件好事，我同意，你们可以做主。」

曹燕芳说，在她负责过的案例里，主动提出捐献器官的比例已经可以达到 20% 左右。

同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郑方一直记得自己负责过的一例捐献。捐献者的妻子瘦瘦小小的，如果不是抱着孩子，可能很难看出她已经结婚了。

丈夫去世后，她站出来和公公说：「我们的孩子没有爸爸了，我不想别的孩子也没有爸爸。你没有儿子了，我不想别的家庭也没有儿子。」

新生

「妈妈在用别人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看过了太多生死故事，曹燕芳并不喜欢将器官捐献和悲伤、绝望联系在一起：

「一开始听到器官捐献的时候，可能觉得它伴随着死亡、家庭的破碎，悲伤、冰冷、绝望。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去了解器官捐献，就会感觉其实这是一种温暖的、希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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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器官捐实施双盲制度，捐献者、受捐者不能知晓对方的信息。协调员成为联系捐献者和受捐者之间的桥梁。

「其实器官捐献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移植等待者，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但慢慢地我们也发现，器官捐献有些时候何尝不是捐献者家庭留给自己的一份念想。」曹燕芳说。

在劝母亲签下遗体捐献协议的时候，王秀荣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当时，母亲查出了胆囊癌，还剩一年左右的时间。

「希望妈妈换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我不想自己还活着，世上已经没有她的痕迹。」

她也这样劝说哥哥：「妈妈在用别人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说不定哪天就看到我们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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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

「他现在变成一颗种子，又到新的生命中发芽了。」

在纪录片《人间世》里，一位年轻的患者因脑肿瘤而去世，父母决定捐出所有能用的器官。

在父母痛哭的时候，医院的协调员曾这样劝慰他们：「你就想他现在变成一颗种子，又到新的生命中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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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杨文的父亲查出了尿毒症，在经历了三年多的透析后决定换肾，又经历了一年多的漫长等待，终于在今年五月份进行了肾移植手术。

在杨文父亲做手术的医院，所有等待肾源的患者会被拉进一个群，如果有了肾源就会要求相应血型的患者禁食，等待医院进行点位配对。

那是一个 300 多人的大群，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杨文印象中，在等待的一年多里，父亲大概反反复复禁食了三十多次，但直到今年 5 月 1 日的凌晨，才等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在等待父亲手术的五个多小时里，杨文坐在手术室外面，决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做一颗种子。

「我爸是因为别人的捐献才有了更好的生活水准，延续了生命。我不知道捐献的人是谁，感恩之情无以言表，只能这样延续这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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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站截图

还有很多无意中参与到器官捐献之中来的人。

陈智是在经历了女友和父亲的去世后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

2013年，陈智的初恋女友因车祸意外去世。两年后，父亲又被查出患了恶性黑色素瘤，并在手术后发现癌细胞转移，最终也离开了人世。

他还记得父亲住院的时候，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疼痛难忍。他用轮椅推着老爷子去护士站打吗啡，老爷子突然说，不如让自己赶紧走了吧，「剩下的遗体就给他们研究一下癌症到底怎么回事儿。」

父亲去世后，陈智自己去登记了器官捐献：「人最后一把火烧了，什么也没留下，还不如把有用的东西都拿走。」

曹燕芳记得，在 2010 年 8 月到 12 月浙江省器官捐献项目刚刚启动的那五个月里，全省登记人数只有 375 人。

如今九年过去了，从 1 月份到 5 月份，依旧是五个月的时间，单是她负责的数据库就已经新增了 1.2 万人。

（王秀荣、周扬、杨文、王晓红为化名。）

* 感谢在征集栏目中投稿的用户。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 23 日，全国共实现捐献 24399 例，捐献器官 69677 个，报名登记 1363685 人，将近 7 万个生命得到延续。

目前，人体器官捐献的登记方式有以下两种：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或登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www.codac.org.cn），进行线上登记。

本文经由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器官移植科 刘路浩 审核

—  参考文献  —

[1] 器官捐献手册.https://www.codac.org.cn/cinformation/cpublication/201801123/699630.htm

[2]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第二版）

[3] 《人间世》第 3 集：《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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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罗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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